叶祖洽的仕途，早年比较顺利，后来跌宕坎坷。中状元后，历任奉国军判官、登闻鼓院判官、国子监丞。他为推行新法尽心尽力，深得王安石等重臣倚重。熙宁末，随着王安石、吕惠卿相继辞职，叶祖洽被外放湖州知县，继而任校书郎闲职。至元丰末、元祐初才渐次擢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加集贤校理，进礼部郎中。元祐间，司马光、吕公著等守旧派大臣执政，悉废新法。叶祖洽一再上疏，拼力维护新法，被外放广西刑狱，旋改任海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革新派的章惇掌权，复行新法。叶祖洽先后任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要职。后因力主追贬王珪、优恤蔡确遗孤，不受哲宗器重，被贬为济州知州、洪州知州。到徽宗朝，革新派的曾布与守旧派的韩忠彦同时为相，经曾布再三提请，叶祖洽终于任吏部尚书，他大力选拔人才，支持曾布改革。崇宁元年（1102），曾布被贬知润州，叶祖洽也因议事多与众不合而出知定州。将赴任时，他在徽宗面前再次陈述己见，劝皇帝必须明辨忠邪，激怒了徽宗，被认为“躁妄”而降为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不许再任有职司的官职。徽宗还颠倒是非，把叶祖洽列入“元祐党籍”。至政和（1046～1117）初，才召回任洪州知州，继改知亳州加徽猷阁直学士衔。政和七年（1117），卒于任真州通判的儿子家中，终年七十一岁。

　　可见，叶祖洽一生几起几落，反差很大，得志时神宗皇帝赐给他“御诗一章、‘龙飞’二大字、御书《中庸》一篇”，任吏部尚书，失意时被徽宗皇帝列入“元祐党籍”。一样的叶祖洽，完全不同、天壤之别的遭际。然而，皇帝的话，对的、错的都是圣旨，都是对的。因此，从宋至清800年间对叶祖洽的评价都不高，他比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还更惨，又是“变法派”又是“元祐党人”，两边不得好，两头不是人。

　　好在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今天看来，上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列宁也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变法不但不是北宋覆灭的根源，如果几方同力取得成功，宋朝很可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各方面成为中国历朝的顶峰。叶祖洽坚决支持、全力协助王安石变法，应该说也是一位改革家。他的才能、品格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