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真 | 马来西亚华裔菲尔：从海的那一方走来

日期：2025-04-18 14:38 来源：明溪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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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听家里的老人说：“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
这句话的背后含有多少辛酸泪。侨民的泪，是咸中带苦的，但我当时年纪小，根本无法体会个中的沉重和复杂。
南洋的月，是否能照到福建的山、潮州的井、广州的地堂？这些，是过去的先辈们埋头在南洋咸咸的海风里辛劳工作时，偶然举头望明月，才会涌上来的思乡情怀。那些日子，渔村、甘蔗园、橡胶园的艰苦生活，漫长、艰辛，我们的先辈咬牙坚持，用血汗支撑着，一代代人就这样熬过来了。
老人家那一句“从中国来的祖先”，好像只是轻描淡写，但对我来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啊。懂事以后，我慢慢地在心中构建了一个模糊的图像：海的那一头，是遥远的中国，而我们，就在海的这一方。
“海的这一方”，指的是蕉风椰雨的马来西亚，是我出生、成长、求学、创业的地方。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它不是简单的寄居地，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南来先辈用血汗、眼泪甚至生命代价换来的安身之所。这里，不知不觉间，已是我们的根。
当我站在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庙前，凝视着那块被烟熏得发黑的石炉，庙祝告诉我，它已有200多年历史，可能是槟城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凑近细看，上面隐约可见“乾隆”二字。旁有善信上香，袅袅青烟升起，弥漫在空气中，过往的故事就如青烟般，若不去关注，就消散无踪。
海珠屿，是有记载以来中国人最早抵达槟城的登陆点。乾隆十年（1745年），来自福建永定的马福春与广东大埔的张理和丘兆进，三个结拜兄弟共乘帆船来到这里，他们比英国人莱特船长抵达槟城早了41年。张、丘、马三人生前行善积德，逝世后被尊称为大伯公，他们的坟墓至今还在海珠屿大伯公庙旁，守护着这片土地。
站在庙前，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温柔地拍打着石堤，卷起一层层白浪，空气中弥漫着咸咸的味道。庙前的牌楼上写着“海珠屿大伯公庙”，内侧有一座建筑物，写着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公所。这座庙是大马最古老的华人庙宇之一。
为何此处地名叫马来文“TANJONG TOKONG”？TANJONG是海角，TOKONG是庙，直译便是“有庙的海角”。先辈从这里遥望彼岸，用任何人之目都无法看到故土，但是对几百年前的侨民来说，虽眼不见故乡，心中却故土难离。
在我们祖辈的心目中，这片海连接着两块原本毫无关联的陆地。英殖民政府占领槟岛之后，需要大量劳工开垦荒地，我们的祖辈也从祖国登船，在这片海上航行到槟榔屿。他们到了这块土地，卖力工作。华工的勤恳、忠诚是世上有名的，这是值得赞颂还是该为之流泪的历史过往？我至今无法判断。
早期华人南来，并非一帆风顺。19世纪中叶，全球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大增，许多华工被诱骗或被迫签下契约，成为所谓的“猪仔”，被贩运到东南亚从事繁重劳动。这段被称为“卖猪仔”的历史，是华人近代史中最沉重、最悲怆的一页。这些契约华工在船上被视为货物，毫无尊严，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许多人命丧途中。
我们常说，祖先下南洋来讨生活，但这“生活”二字，背后是谁的隐忍与辛酸？是留在家乡的妻儿老母，还是在南洋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契约劳工？他们中不少人签的是卖身契，有一部分固然是自愿的，但也有被同乡拐骗到南洋的。搭上这条船，赌的就是命运。
即使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也未能获得尊重与公平待遇。许多华工被迫住在简陋的工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英殖民当局和当地的地主常常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力，剥削他们的劳动而不给予合理的待遇。尽管如此，许多华工仍然坚韧不拔，通过艰苦的努力，逐步在当地站稳脚跟、积累财富，成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历史中的许多故事，也正是华人社群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祖辈们不畏艰辛，默默奉献，流尽血汗，为我们创造了如今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虽然那时的生活艰难，但他们却没有忘记故乡的亲人与传统文化，通过侨批与祭祖仪式等方式，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延续文化的根脉。
可笑的是，有些华人却主张应隐去这段历史，怕被当政者利用来宣传华人是“外来者”之说。可我认为，历史不容忽略，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宗是外来者，没什么好否认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大马华人早已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国家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不容否认的。
让我们的先辈们感到欣慰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传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它们在新一代身上得到了传承。语言、习俗、节庆等传统文化在新一代华人中不断发扬光大。
华文教育的延续，特别是母语和方言的保护，是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在多元化社会中，马来语和英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大部分华人家庭依然保留着讲中文、讲方言的传统。
我的祖父不是“猪仔”，但他曾告知家人，当时家乡穷得要吃泥土了，只有出去“讨生活”才有活路。他从广东汕头港出发，辗转抵达吉打州一个叫巴东色海的小镇，在华人头家的杂货铺当长工。据父亲说，高瘦的祖父一次可以扛四包十公斤的米。有时想想，真的可怜我的祖父，他在中国读过小学，识字，也会写书法，来到南洋却只能做最原始的劳力，赚取最微薄的工资。他省吃俭用，把钱寄回家乡，安顿下来之后，也帮人代笔写侨批。每一封侨批，除了寄回生活费，也寄托了侨民们对家乡亲人的牵挂。
侨批，不只是信，它还是横跨海洋的情感索引，也是移民者在身份与归属之间跋涉的见证。
我的父亲，是第二代马来西亚华人。他在华校受教育，工作上用的是马来文、英文和中文，在家里跟长辈们讲潮州话、福建话；他从小就听我祖母给他唱《黄河大合唱》《故乡》。我母亲是第三代，她已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他们两人都是优秀的马华作家，获奖无数，至今我仍佩服他们在没有资源的时代，坚持用中文创作，在没有得到国家任何着意的栽培之下，还能在中文写作世界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我，是第四代，成长在一个讲多种方言、说流利马来语、写中文作文、读英文小说的社会里。我们早已不是“过客”，而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的“代”，不是时间的递进，而是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从“我是中国人”，到“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再到今天的“我是马来西亚人”，这不是语言转换，而是历史赋予的深层意识变迁。
我们的身份不是标签，是一个活着的、流动的状态。它包含了祖先的脚印，也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几十年来，父亲每天晨昏焚香膜拜，嘴里念念有词。观音大士慈眉善目，牌位上足足安坐。小时不懂，只觉得这仪式离我遥远。长大后才明白，那一炉香火，不只是祭祖，更是维系文化、传承血脉、稳住精神家园的方式。
“晨昏须荐祖宗香，日久他乡变故乡。”这是祖辈留给我们的嘱托，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用热血、智慧、勤劳，主动融入、贡献社会之后的认同。香火不灭，根就不散；根不散，人就不会忘本。正是这种看似微小的日常仪式，让我们在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始终保持一份对先人的敬畏与自我认知。这片土地，已经不是他乡，而是我们的故乡。
这几年，我常居欧洲，穿梭于会议、交流会、讲座之间。我们在这里推广中华文化、组织华侨华人联谊活动；当我在马来西亚时，我为留华同学会统筹会议、宣传留学中国的优点等；我也常到中国参加各种会议或旅游。在奔波之余，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在不断拉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但每当走在异国街头，黄昏降临时，我心中所想念的，是槟城的街灯和炒粿条的香味，以及从观音庙里飘出的香烟。于是，我悟了：无论世界多精彩，“海的这一方”始终在我心里。
我们这一代，既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身份的缝合者”。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在用我们的语言、习俗、教育与行动，为马来西亚的多元化添砖加瓦。
我们的祖辈不是移民者，而是开拓者；他们的侨批不是信件，而是血泪史；每天早晚的香火不是形式，而是归属感的体现。我们这一代人，已在海的另一方，走出了祖辈想象不到的一条康庄大道。所以，现在再听到“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心里涌起的，是清晰的理解和传承。因为这句话，已成了身份的延续，是马来西亚华人一段值得骄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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